“愿开风气不为师”是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对老师的评价。陈寅恪在学问上的开创性贡献至今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遗产，而他的言传身教也让身边的后学受益终身。相较于传记和后人回忆十大证券公司，陈寅恪的助手浦江清与弟子石泉在日记和书信中记录的点滴，也许能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一个更加可信、真实的陈寅恪。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标题为《陈寅恪与浦江清、石泉》。
原文作者｜廖太燕
《朝夕钩撢录》
作者：廖太燕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
2026年8月
陈寅恪与助手浦江清
1925年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创办，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聘为四大导师。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研究院给每位导师请了一位助教。陈寅恪的助教是在1926年8月定的，因为直到该年7月他才正式入职清华。当时，吴宓向他推荐了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生浦江清，吴宓1926年8月18日日记有载：“赵万里导浦江清（荐为陈寅恪助教）来。”研究院助教薪资为每月60元，主要负责协助导师们查阅书籍、整理文稿，及辅助教学、科研。浦江清工作勤奋，常以图书馆、研究室为家，陈氏对他非常满意。吴宓曾提出改聘浦江清为西洋文学系助教，并增加月薪，但陈寅恪不愿意放人。
吴宓的日记录有陈寅恪、吴宓以及浦江清之间的交往，如1927年6月13日，“晚八时，至寅恪宅，而彼等来拜。旋即赴小桥食社，寅恪及宓为主人（每人费六元二角，合十二元四角）。客如下：赵万里及其新夫人张劲先，新夫人之姊张愚亭女士，周光午、浦江清、王庸、杨时逢、侯厚培。夫人未到。席散后，又同至宓室茗叙”。如1927年10月3日，“夕，陈寅恪来，以所作《吊王静安先生》七古一篇见示。宓并招浦江清来，命为抄写云”。
1928年初，清华学生要求撤换校长曹云祥，浦江清在《清华园日记》中表达了对学校相关措施、制度的不满，记有陈寅恪对留学一事的看法：“清华学校系根据美国庚子赔款而设立。故向隶外交部。主其事者均外交系中人，官派与洋派兼而有之，曾不知教育为何事，学术为何事也。陈寅恪先生尝云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生。”
陈寅恪。
为纪念王国维逝世一周年，浦江清在1928年6月4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十二期刊出《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署名穀永），其中说道：
然则先生曷为而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之语而可以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年少，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反，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之时代中一无表现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故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
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
浦江清对王国维自沉抱有深切的同情，并且抱持与陈寅恪一致的观点：王国维是殉于文化的。在此前的5月30日，吴宓、浦江清为该文的发表起过争执，吴氏对浦氏数易其稿，要求不许改动一字的行为颇为不满：“宓谓陈寅恪主张将‘义宁陈寅恪先生’改为‘陈寅恪君’，宜照改。浦不可，继则允改为‘义宁陈寅恪君’。而仍必存义宁二字，宓必欲弃之。宓颇愤浦之专横。彼云‘各人文章自负责’，宓云‘但总编辑有修改之权’。实则宓包办《副刊》，出钱买文，彼等何能置词？惟宓力行谦抑。当时相持结果，乃去义宁二字。”
1928年7月15日，陈寅恪与唐筼在清华订婚，月末南下上海筹备婚礼，8月，前去会晤毛彦文的吴宓专程到上海塘山路俞宅拜访。吴宓回京后将消息告知浦江清，浦氏在8月30日记录：“吴先生带来消息，谓陈先生将在南方与唐女士结婚。”9月9日又写下：“下午杨时逢君来，谓陈先生已于八月三十日在沪结婚。不久可以北来。”
1960年陈寅恪与唐筼合照。
陈寅恪对浦江清照应颇多。1928年8月10日，在沪准备结婚的陈寅恪致信傅斯年：“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据信可知，陈寅恪为浦江清任职之事催促过清华校长罗家伦。10月3日，浦江清央求吴宓，让他跟陈寅恪说说能否给自己谋求加薪。
在学术上，陈寅恪对浦江清寄予厚望。1929年5月3日，陈寅恪致函浦江清，附诗《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二首：“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汉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令世界侧目，遂出现了中国学生到日本攻习文史的热潮。陈寅恪认为学术界以日本为模范，实是国人之耻，希望后来者能够昌大中国学术。
1929年9月，清华学校改属教育部，成为国立大学，国学门撤销，浦江清转入中文系任教。追随陈寅恪的几年深深地影响了他，王季思在梳理浦氏的学术履历时就指出：“他在清华园的前期，学术上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两先生的影响，致力于文史考证之学，而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回忆起这段助教生涯，浦江清感慨良多：“初来清华，系吴雨僧（宓）师引荐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帮助陈寅恪教授。时陈先生研究东方学，授佛经考订方面功课。我曾帮助他编了一本梵文文法。又习满洲文，为清华购买满文书籍。公余我补习法、德文，旁听功课。在研究院作事两年，得益不少，国学书籍也是在那时研读的。”
陈寅恪与浦江清葆有良好的关系。据罗香林回忆，他1931年听说胡适主持了一个宏大的翻译计划，就拉着朱延丰找陈寅恪帮忙介绍做点翻译以求寄托。1931年2月7日，陈寅恪向胡适推荐了浦江清与朱延丰：“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
多数时候，陈寅恪是沉潜书斋的学者，但浦江清的日记也记录了他金刚怒目的一面，如1932年2月2日，“陈寅恪先生来电话托在南院代租房子，盖为其夫人养病也。彼言或将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凡五人：陈寅恪、林宰平（志钧）、黄晦闻（节）、蒋廷黻、陈锦涛”。
浦江清。
1933年，浦江清在清华服务已达七年，循例可以休假一年，遂申请半官费赴欧留学。是年8月16日，时在青岛的陈寅恪致信浦江清：“芝生（冯友兰）先生将归北平，忽忆尚有一债未偿。匆匆取前次公所贻纸书之。连日齿痛，亦不计书字之工拙，惟广雅（张之洞）句微意颇可思也。伯希和君介绍书早已书就，兹托芝生先生一并转上，乞察收为荷。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唐令，已见于仁井之唐令拾遗，考释殊详，恐亦无多剩义留待国人之研讨者矣。”他为浦江清所集诗为：
伯厚多闻郑校雠，元金兴灭两无忧。文儒冗散姑消日，误尽才人到白头。
后主春寒弄玉笙，章宗秋月坐金明。词人不管兴亡事，重谱师涓枕上声。
诗名《误尽》，暗藏着张之洞对翁同龢的讽刺之意，原诗为七绝四首，此为第一、第三首。8月9日，陈寅恪已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写好了信，拜托这位外国友人为浦江清提供方便：“清华同事友人浦江清先生游历贵国，嘱寅恪作书介绍于先生。浦先生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凡巴黎图书馆等处藏有汉文珍贵材料可供研究者，尚蕲执事指导与以便利。庶几浦先生得择其精要者移录东归，不负此次西游万里之行，皆先生之厚惠也，感幸何可胜言。”
1933年9月12日，浦江清与冯友兰同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欧洲，次日，“午饭后作书与以中、觉明、斐云、子植、芸圻、翔声、平伯、稻孙、澜弟、宾四、寅恪、公超、寿民，因明日将抵香港也”。他游历了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地，因费用不足未入大学，而是长期在伦敦博物馆抄录、研究敦煌手卷，一年后回国。
此后，关于陈寅恪与浦江清来往的文字资料不多，吴宓日记偶有记录，如1937年6月25日：“夕，7—8偕浦江清，遇陈寅恪，同散步。”笔者见过一份“国立西南联大员工薪俸表（1938年7—9月）”，罗列了文学院17位教师的工资，教授陈寅恪每月薪俸为480元，实发351元，为全院最高；专任讲师浦江清每月薪俸280元，实发225元。
浦江清与陈寅恪感情极深，甚至梦到过陈氏，据其日记，他1942年11月5日西行至广西金城江，“初梦：寅恪先生来余斋头，问斐云三十初度，要送礼否，余曰不知，继闻斐云在家下面，不令人知。陈先生略谈，继见余所批校词集（似为朱笔批《花间集》，未终业），微笑，余甚窘，曰此乃我初到清华园时所为。陈先生曰，亦是一番工夫。”
1948年3月3日，浦江清在致陆维钊的信中提及陈寅恪：“初五有游艺会，程砚秋来清唱，大礼堂人满。陈寅恪先生久不走动，是夕亦来赴会，兴殊不浅。”在11月12日致陆维钊的信中又提到陈师曾：“前示嘱买陈师曾等书，市场书铺中访而未得。陈师曾书薄薄一本，弟以前有之。此书不难得，获到后奉邮。”
清华复校北平后，由于闻一多被害，朱自清病重，曾经辉煌的清华中文系急剧滑落。1948年7月，在浦江清代理中文系主任时系里仅有五个半教授：陈梦家、余冠英、李广田、浦江清、许维遹，还有半个即陈寅恪，因为他兼任历史系教授。出于充实教师力量的考虑，浦江清数次征询陈寅恪的意见，据其1948年12月12日日记：
晨九时，访问寅恪先生。上回我为了系中同人提出添聘孙蜀丞事，特地去看他，征询他的意见。陈先生说，此刻时局很危，不宜在此时提出。他虽然双目失明，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即刻离开。清华要散，当然迁校不可能，也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有些人是要暗中离开的。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我告诉他，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关于提出添聘孙蜀丞事，是骏斋和绍生所极力想推进的。冯芝生同意即提，只要系中提出。我和梦家都赞成慎重，不宜在此刻提，使学校觉得突兀，而多添麻烦，对于中文系有讥评。现在陈先生的意见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我把此事告知骏斋和芝老，决定明春提出，系中也可有通盘计划，如何添聘两位或三位，以补教授空额。今天去访陈先生，告以如此决定。并告以据我所闻，陈雪屏来北平，似为抢救若干教授学者，给予便利以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陈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
这段日记提供的信息十分丰富，可以看出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国共两方的态度，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于未来命运的担忧。12月16日，浦江清又在日记中写下：“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自此，陈寅恪与浦江清南北分离，音信遂稀。
陈寅恪与家人。
陈寅恪与弟子石泉
1942年9月，燕京大学在四川成都重设，在闽赣等地流徙一年多的石泉（原名刘适）返校复学。第二年12月，发生了一件令校长梅贻宝和广大学生欢欣鼓舞的喜事：陈寅恪来燕大执教了。石泉描述了第一次见到陈寅恪的情景：
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陈师，是在1944年初寒假期间历史系师生欢迎陈师和徐中舒老师的聚会中。那时全体师生共只二三十人，由王钟翰先生主持会，徐中舒老师先讲了话，说自己是陈先生的学生。陈师当即插话说：“他是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最好的学生。”这次欢迎会时间不长，但气氛亲切，陈师谈笑风生、平易近人的风度，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名师的教诲让石泉受益良多，他谈过当时的学习心得：
我连续听这两位老师好几门课，感到耳目一新，进一步开拓了我的学术眼界与思路。特别是陈师的讲课，那种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敏锐深邃的洞察力，和谨严深厚的功底，尤其他那种善于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出人们意想不到，而细想又理所当然的新问题、新见解，使我感到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学术享受。
1944年初，石泉在徐中舒指导下完成本科论文《春秋吴师入郢地名新释》，顺利毕业，同年秋考取燕大研究院，导师即陈寅恪。自然，怀有浓烈“世家”情结的陈寅恪乐意招收这名学生，因其祖父陈宝箴与石泉曾祖父刘瑞芬均为晚清改革派代表人物，渊源颇深。那时，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元白刘诗”等专题课，引得不少其他大学的教师围观、听讲，成就了“教授之教授”的美名。令人遗憾的是，12月12日，陈寅恪左目失明，随后住进了陕西街燕大对门的存仁医院，并做了手术。为了更好地照顾师长，燕大学生商议决定由男生轮流到医院值夜班，女生轮白班。石泉天天到医院陪侍，据其1945年1月5日日记：
这些天，每天上午都去一趟存仁医院看望陈寅恪先生的眼病，因之和他熟识多了。他的深沉与坦白的风度使我体认了不少，那种学问与修养，那种表里如一的精神，给我很大的感动，真是可爱、可敬，真是个良师。前天晚上陪了他一夜，问我的身世甚详，亲切如一家人。
我如果要深造于学术，眼前是极好的机会，现在一面念研究院，一面帮陈先生作研究（他的眼睛坏了，更是需人助理，陈太太已经问过了我，我已一口答应，这是义不容辞的）工作，战后，他将出国，去牛津讲学，那时我自然可以有机会随了他去，到英国增广见闻，加深训练（这Ralph曾对我说是很可能的）。这一下功夫，也许又是十年八年，而这辈子当可无疑问地给史学界留下相当的贡献。——只是这条路到底该不该走呢？Kropotkin曾经face的问题，现在也面临在我的面前了。
1938年于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的石泉。
根据石泉、李涵夫妇（二人同在历史系）的回忆，李涵值班时常给陈寅恪念报或读小说，借以消遣，老师尤其爱听张恨水的小说，每当听到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即蹙然不乐，很动感情。石泉常陪伴闲谈，聆听老师娓娓话家事、教学、治世、待人、处事以至国外风土人情、趣闻轶事等，“兴之所至，无所不及”。石泉在日记里有记录：
这些天，侍陈先生目疾，天天来一趟。我的专责是报告时事，晚上偶尔来值夜，这是第三次了。——大家对于招呼陈先生病各尽所长，构成很好的分工，做吃的，读小说，买办，租小说，报告时事，etc．各有专责，而且都是自动的配合，这不能不说是陈先生的“道德文章”感召的结果。
这些天，由于接触得多，特别是由于值夜，和先生熟得多了，因之所谈方面也就愈来愈广，觉得真是渊博而且精纯。
和他接触，予我启发甚多，使我日益realize，在社会中欲求有所贡献，欲求追求列强的水准，知识极为重要。中国并不缺乏好人，只是太缺乏有学问、有新技术的人，所以尽管心地好，也常无济于事，而且还会害事。要求结实知识，我势必还得大大地下些真功夫充实，换言之，还要更深入地作些research work。
1945年2月12日，旧历除夕，陈寅恪回到城外华西坝家中休养。不久，燕大决定给石泉一定的待遇让其兼任陈寅恪助手，以照料他的工作、生活，石泉乃在2月25日日记中写道：“再有三天，我要搬到华西坝去了，换一个环境，做一个新开始，part time assistant成了功，从此可增加与陈先生接触的机会。有了一半的教职员身份，一切待遇也都是一半，生活此后或可安定些，以下这四个月一定要集主力以读书，将language弄出个样子来。”就在此前后，石泉确定了论文题目“清代满汉势力之消长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在闲聊时，陈寅恪询问石泉对哪些方面感兴趣，想做什么题目。石泉表示计划探讨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的内政背景，从研究晚清满汉关系入手，说明仿效西方的中国为何无法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那样形成强有力的核心领导集团，推动改革走向胜利，反而导致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起初，石泉担心不被认可，孰料陈寅恪立刻给予肯定，并谈到自己对晚清的认知：“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习的；不过我自己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要动感情。那样，看问题就不客观了，所以我不能做。”显然，这个议题与两人的家世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因华西坝与燕大本部相隔三四华里，为方便照看陈寅恪，石泉3月1日搬进了燕大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Ralph Lapwood（赖璞吾）家中，当时这位外国友人也正随他学习中国通史。赖璞吾将住房的廊子隔出一间八尺见方的小房子，容一床，一橱，一书桌，一藤椅，一脸盆架，一手巾架，以及一张小小的八角桌。窗外景色优美，赖璞吾夫妇照应周到，石泉过得颇为愉快。
石泉每天上午到陈家，先为陈寅恪念报纸，再做些查阅材料、校对文稿、代拟代写书信的工作，事情不多，陈氏常劝诫其多学习，“他说：‘我目前要完全休息，并没有什么事要你做，你不要拘形迹，趁这个时候好好念念外国文，无论如何都有用，生活安定了，收入多了些，多吃点营养品，尤其是蛋白质……中国最近将来的时局怎样变法都很难说，你是否念得完，也很难定，就这样念下去，把外国文念好了，不管是否治学问，都有用处。’闻之不禁感从中来”。
日本投降后，陈寅恪预备离开成都到欧洲治疗眼疾。就在8月中旬，石泉住所遭到盗窃，全部衣服荡然无存，所有钱甚至钱夹子也丢了，又值好友去世，这些遭遇让他情绪变得复杂，有些迷茫和焦虑，遂在8月16日日记中写道：“陈先生恐怕不久就要走了，即使现在不走，而无论如何，我的论文是不能在他手上完成了。东西丢了，维彩死了，抗战胜利了，陈先生要走了，我呢？——我要坚实地活下去，中国的局面展开了，大时代来了，我得更勇敢更沉着地干下去。”
1945年9月13日，吴宓提议石泉伴送陈寅恪乘飞机到昆明，据《吴宓日记》记录：“晚，家人宾友集议行事，并收检衣物文牍，极忙。寅恪终以川大学生蔡希人少不更事，伴送诸多可忧。宓乃建议请刘适君伴送寅恪飞昆，并可在昆服侍送行。筼极喜，而骝难之。宓乃促寅恪声明（一）必为适谋飞机回蓉。（二）适此行来往旅食各费，全由寅恪付给。而寅恪犹故难其词。旋于9:30如此定议。适亦愿效劳。”石泉记录了事情的经过：
原定伴陈先生的蔡君，大家觉得他太嫩，恐怕招呼不了，临时无人，便由吴宓先生动议抓我的官差。我呢？有些觉得突兀，然这是义不容辞的，便一口答应下来。决定之后，立刻摒挡行李，赶往文庙，交代些事，备衣服，借零用钱，再赶回华西坝，整理东西，房子，就此便向Hanse退了。陈先生已去，我住华西坝的最大理由已没有了，搬家事宜便托给了公期，忙到十二点钟，抱着一束简单行李（哪料到这些行装后来竟除了公期的一条毯子及随身的一身衣服外，都没有带来！）到了陈家，当晚便住在那里，一夜未得踏实。次日四点多钟便起来了，六点钟从陈家动身，一辆大卡车，把我们一伙人颠到太平寺机场。
9月14日，师生二人乘坐军用机飞行5个小时后到达昆明，却获知行李未及时上机，次日蔡希人将陈寅恪物品送到。石泉陪陈寅恪住在西南联大教师宿舍，陈氏的故旧门生纷纷前来问候、探视，计有张奚若、汤用彤、冯友兰、向达、陈岱孙、叶企孙、毛子水、雷海宗、曾昭抡、闻一多、朱自清、吴晗等。见到如此多优秀的学者、教授，石泉大为感叹：
在这里，一个礼拜中，认识了不少名教授，这些人的风格，确是可欣赏，一比起来，燕京现在的这一批显得世俗得多！清华、北大在学术规模上确实比燕京像样。
这些学者们都不俗，大多各有些怪气，有许多是光棍，有些等于光棍。此外也都朴实无华，看着有些土气，但却都去过美国欧洲，而他们却不似燕京人那么洋气。陈先生说：“去过欧洲的，大多不会那么洋气。”这句话，我想是有着很深的意味的。
他们来看陈先生，彼此间的谈吐既多奇趣，又有根基。同时交往关系亦大多很超拔不落俗套。我听着，很是欣赏。这些才真正是守住岗位的学人。这种在学术界称得起正统的第一流学者，在燕京，真找不到几个。
9月21日上午，石泉送陈寅恪上了飞机，看到陈氏从窗中用视而不见的眼睛不时向外张望并频频拱手，倍觉凄凉难受，飞机飞离后又为之挂念担心：
这样大的岁数，这样弱的身体，而今离家远行，往遥遥的西方去求医，而这个家又是他所不断悬念的，太太有心脏病，三个女儿两个有病，自己的大半生经历着国家民族的坎坷命运，自己的感情又重，于是便养成一种易于感伤的性格——有眼光，有学问，志节操守都是上乘，却如何就是解脱不开。他老人家从不欲苦人，但他的自苦，却实在不能不让人陪他难受。
送走了他，回到北门街，进了屋子，怅然茫然似有所失，凄然者久之。——上帝祝福他。
一个礼拜的相伴，也好像过了好多天，这一星期中，我专心专意地招呼着——是的，假如我能专心做一件事，我是可以做得很好的。招呼他老人家，对我毫无勉强之处，颇似招呼一个亲人一般。实在，这一年多的相处，他的人格之纯美，高洁，确已无形中给我很大的影响，于世事常洞若观火，但自己对人却总存在着善意，诚中形外，表里如一，不掩饰自己的短处，更不扬己长，谦冲之气，蔼然自见。和他相处，自然生出一种爱敬之心，然而爱敬之外，却又可怜。
昨天是中秋节，晚上，客人走后，我偶然说一句“外面月色极好”，便又引起他的伤感。“可惜，我不能看！”说着，连连重声叹气。这一句话，其中要含有多少的意味呢！
他老人家是个悲剧性的性格，我很了解他的心情。但是，感谢上帝，我已经克服了这个“执着”，我究竟是新时代的人了。
在昆明的一个星期让石泉对人生之路、求学之旅有了更深一步的思索，他在9月22日日记中写下：“昆明这一个礼拜的随侍陈先生，使我益坚治学之志，并且决心要下更坚实更专注的功夫，以后一两年中，要把重力用在读书，特别是读语言上，法、日文之外，我还要下功夫学俄文和德文，出国大概无问题，美国之外，我还要去欧洲，三十五岁之后再谈贡献。”对石泉来说，回成都成了难题，这让吴宓甚是担忧，据吴宓9月27日日记：“悉寅恪已于九月二十一日由昆明飞印度。但刘适飞回蓉生死莫知，盖九月二十三日航委会机失事云。”9月29日，吴宓致函叶企孙询问石泉的行期。10月初，昆明发生政变，杜聿明兵逼龙云去职，石泉等待的由昆明飞往成都的航班奇缺，只好搭乘汽车途经贵阳、重庆转道成都，路上花了二十多天。
恩师离校、时局变幻影响了石泉的心态，从其友人曹天钦11月19日的复函即可见一斑：“寅翁去英，对你当系另一严重打击，你于燕园中，已尽教育功能之极事，成绩俱在。你既不能于学校中永远维持学生的身份，则你之教育功能亦必随学生身份之丢失而影响日轻。……寅翁走后，治学之可能如何，我不清晰。……你走任何一条新路，必会影响一些新人，生活将是日益扩展的，有新境界，新创造。”他劝石泉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以迎接新生活、踏上新路途。
1946年夏，访医欧美未果的陈寅恪失意归国，于10月回清华大学任教。11月，他又被燕大校长陆志韦聘为研究导师，继续指导石泉的学位论文。陈寅恪总是告诫石泉：“为弄清史实真相，什么材料都可用，只看你会不会用。”“假中有真，真中搀假之史料，随处都有，要在善于鉴别。”1947年春，石泉正式提笔撰写论文，次年夏完成。论文倾注了陈寅恪大量的心血，石泉回忆：
写作过程中，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想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各章各节大小不等），则读与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皆须尽力设法搜集、查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则又尽量筛选，力求精炼。其次则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彼此有出入者，必须认真加以鉴定，确定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则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作出解答，必至穷尽各种可能有的歧见，皆予澄清之后，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1997年，这篇硕士论文易名为《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它是陈寅恪生平指导的唯一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学者汪荣祖认为论文但凡涉及宫廷矛盾和朝臣党争诸事，真相难明时则“随手引用实录、日记、函札、奏议等资料，铺陈分析，道出原委，来龙去脉，一览无遗”，如此功力，犹如义宁陈氏现身说法；针对晚清各类悲剧铸成的来龙去脉均有细腻论述，“利用原始资料展示隐情之功力，尤非由家世若陈寅恪者、学养如陈寅恪者所传授而能有”。他还做了整体性评价：“读者不难见及书中引用史料之谨慎，分析史事之细密，考究党派分际之理路清晰，以及一语道破暗语与内情之明快，在在透露义宁陈氏的遗风。不过，作者在行文上并未完全师法陈氏特有的‘合本子注’体，引一段，述一段。而是采用简洁有力的叙事本末体，配引文，附注脚，详列参考书目，可谓陈体的现代化，颇为可取。”
双目失明又行动不便的陈寅恪在为学生讲课。
40年代末，石泉、李涵经常参与学生运动，在1948年“八一九”事件中，李涵被扣押，陈寅恪闻讯后表示愿意出面保释。1949年1月，陈寅恪开始卜居岭南，石泉则驻留北京、武汉等地，他们的联系自然少了。
无疑，陈寅恪的言传身教影响了石泉。1956年，石泉在武汉大学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但其观点在“拔白旗”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因觉着近代史禁区太多，又不愿作违心之论，遂将专业重点转到历史地理学，其中仍然少不了对陈寅恪的学术传承：
在随侍陈师期间，也有不少次把自己对荆楚历史地理的想法向陈先生讨教过，本科毕业论文早先也请陈先生看过。陈先生鼓励我继续搞下去，并蒙指点：注意六朝时期江陵外围城邑如江津、马头、豫章口、灵溪、柞溪等的地望；也要注意古今里的比率大小与换算问题。这些都给我以很大的启发，我在后来的研究中，也都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石泉以回忆文章、史料整理以及大会发言等形式缅怀恩师。1988年11月，石泉夫妇将1944年下半年的听课笔记整理出来了（即《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这份笔记清晰地记录了陈寅恪的教学之道：讲专题前先介绍有关材料、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重教授学生研究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1989年8月，石泉受陈美延嘱托整理了《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通过与蒋天枢本对校增补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同年，石泉夫妇撰有史料丰赡的《追忆先师寅恪先生》。1994年、1999年，石泉先后两次到中山大学参加纪念陈寅恪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发言，其中《先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之追忆（补充二则）》谈到的“个性不真实，通性真实——以小说证史的思路”“愿开风气不为师”两条极其关键。这些都为全面认识、理解陈寅恪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廖太燕；编辑：李永博；导语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十大证券公司，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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